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就是郑朗几个学生几乎陆续上位，进入权利核心，富弼与曾公亮又是樊楼宴主角。

若没下面的骚乱，又没事，可以学习富弼、文彦博与韩琦，花花轿子大家抬，文彦博失之六塔河，韩琦不是失之于濮仪争，而是失之于他的权利心太重与过于强势。象富弼就是人见人夸，人见人爱。

自己使许多人利益受到损害，这么多学生与支持者主掌权利核心，不免就会给他们添加上一条罪名，擅己专权！与庆历君子党、陈执中贾昌朝一样的罪名，排除异己，欲所欲为！

其次就是商税的改革。

简化商税没有错，实际就有错了。

所有过税消失，商品流通快，审核容易。监察监又有问责制，何谓问责制，也就是别人举报偷税漏税，监察司不去过问，就是失职之错。当时提议时皆没有想到，事实正因为如此，关注的人多了起来。不象原来，陆陆续续的商务过所交税，天知道那一环节税未交。现在不同，一个出税，一个往税，别人容易盯。再想象以前那样偷税漏税是不可能的。

这一环节上，有一个重要的阶层，士大夫！

宋朝给不给官员经商，给，只要做得不过份，按照规订交纳税务，可以给其家属经商权。

事实制订后有没有效果？根本就没有。

各地务场为了敛财，皆设置专拦，拦头，甚至为了防止女子身上夹带贵重货物，还专门设置了女拦头进行搜身。仁宗朝时搜刮是庆历战争时候，搜刮到了巅峰，一年仅真正的商税就刮出来两千多万缗钱。

但宋朝商税这么搜刮，仅只有两千几百万缗？

实际真正的豪门大户与士大夫，根本就没有征到过税。越往后若不整治越坏。

“今沿江场务所至萧条，较之往年所收，不及四五。推其原由，皆士大夫之贪黩者。巨舰西下，舳舻相衔，稇载客货，安然如山，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或自地所揽载，至夔门易舟，某月某日某人出蜀。商旅探伺，争为奔趋，为士大夫者，从而索取要求重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经由场务，曲为覆护免税。”

士大夫做生意做到巨舰相连的地步，沿途无一人敢征其税。过份者，入蜀官员一来，舟船竞相出巨价邀请登舟，为什么，挂用士大夫的旗号免税，往往一船请士大夫上去坐一坐，必须付几千缗钱的代价。就这样，竞争还无比的激烈，唯恐被他船将此士大夫请走。

真正商税较好时，还是在真宗与仁宗时间，仁宗因西北战事，一度搜刮过中小商人，随后轻徭薄敛，将商税主动下降到八百多万缗钱。后来商税增加，乃是经济发展的缘故，轻徭薄敛依然是主题。

自张贵妃死后，赵祯渐渐倦政，商税执行情况一天不如一天。赵曙时，弊端越来越大。商税未增加多少，但下面的搜刮却越来越厉害。士大夫的产业未搜刮到，但中小商人悲催了。

甚至少数地方货物经过一次商务就征一次税，能征上几十次税，小吏名为回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