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瞠目结舌。赵曙也看到大家的愤怒，“自觉”地让了一步，下诏道：“朕面奉皇太后慈旨，巳降手书如前。朕以方承大统，惧德不胜，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崇之典，岂易克当。且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皇太后谅兹诚恳，即赐允从。”

父亲是要认的，三个妈妈也是要认的，皆是皇亲，至于那三个太后，确实过于耸动天下，太后是好心，但俺不敢接受，仅接受一个濮安懿皇。要么改赵允让墓为园立庙，再让赵允让的子孙赵公朴改封濮国公，主奉濮皇祀事。

让了好大一步。

群臣悲愤万分，并且不同，中书如此，心中稍有正气的士大夫们一个个全部失望。因此郑朗每一文出，导致一个结果，报纸销量大增，没有郑朗文章与有郑朗文章销量最低相差八万多份，最多时相差了十三万多份。其中士大夫与宗室子弟就贡献了最少近万份销量的贡献。

郑朗未谈濮仪，只说礼，以及礼相关的慈孝忠恕。

承认忠很难能做到，但有人做到了，文有范希文，武有狄汉臣。这就是士大夫的一个标准。作为士大夫，享有祖宗带来的种种待遇，百姓的供奉，得忠于国家民族，得忠于君王。这个忠非是顺从，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因此郑朗儒学成了大部分士大夫的指路灯。

听着太监在宣读诏书，还不能称为诏书，两制还未重新誊抄，只能说是草制。大家一个个怒火中烧，可因为有曹太后的画押章印，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离开。

有人在骂曹太后，有人要寻找真相。还有人责问，中书给出官方的答复。正月二十一，也就是赵念奴刚回到郑州的时候，韩琦在主持祭祀活动。赵曙则在宫将其他中书官员喊来议事，大约事未决，又将韩琦召回来。这时候欧阳修写了两份诏书，是欧阳修写的，那个字赖不掉的，一份交给赵曙，一份交给了曹太后。

没有想到曹太后深明大义，不想国家因为此事再争吵下去，于是盖上章印，画上押。准许了欧阳修的奏章。

能不能相信？

司马光表示了质疑：“陛下既为仁宗後，于礼不得复顾私亲……臣又闻政府之谋，欲托以皇太后手书，及不称考而称亲，虽复巧饰百端，要之为负先帝之恩，亏陛下之义，违圣人之礼，失四海之心。政府之臣，祗能自欺，安得欺皇天上帝与天下之人乎？臣愿陛下急罢此议，勿使流闻达於四方，则天下幸甚！臣今虽不为谏官，然向日已曾奏闻，身备近臣，遇国家有大得失，不敢不言也。”

忍无可忍了，即便不是言臣，司马光也无法再沉默下去。

吕公著也说道：“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於濮安懿王无绝父之义，於仁宗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谓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寝罢。”

不报，诏百官议追崇典礼。

更多大臣上书反对，这时候韩琦与欧阳修是不敢跳出来的，于是喊出一个小人物，与郑朗少年时谈儒学，同样来自郑州的那个进士孙固，此时乃是诸王府侍讲，他说了一句话：“礼可变，天性不可变，王宜称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