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说错了，古仁人之心不是这个心，古仁人的心范围更广，但这正是忠臣的心。

还不能称为忠，仅是忠的一面，忠臣的忠，还有忠于己心，忠于朋友，忠于立人行事，不求任何回报去做善事德事，才是真正的忠。

不过夫子与孟子明显感到这种忠肯定不能推广，因此多推广恕道，或者介于忠恕之间的那种德操，以己所欲，譬之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

但忠不是顺从，是立正立德，用于忠臣不是让大臣诌媚皇上，那是谓不忠，乃佞臣。真正的忠臣，不为自己官爵着想，皇上做得不好，就得进劝，不要怕皇上恼怒。要让皇上做一个好君王，治好国家。那怕被皇上砍掉脑袋都不怕，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那么一个大问题来了，按照郑朗这种说法，韩琦与欧阳修那种行为算什么？

这才说道心。

夫子时常说道，但这也是道，那也是道，并没有说清楚。那么何谓道呢，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宇宙万物太过复杂，谁能将它说清楚呢。蚁有蚁的道，走兽有走兽的道，人有人的道。

但道殊归一，大道只有一条，越是圣人，离这个道就越近。例如儒家这个忠与恕，再看吕氏春秋，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道理差不多，杂家吕不韦出自商人，功利心很重，因此不说德仁，而说毁之累之，踣之举之。落下乘了。

还有老子的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衰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与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差不多。周书也说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法家的韩非子看到这句话，见猎心喜，也将它拿来引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老子出世，因此说得有些消积，孔子要入世，说得积极，还有几个原因，鲁国小，尊崇周室，鲁国才会平安。因此夫子不喜战争，于是隐隐感到有仁有义，多说仁而少说义。礼多说礼仪与尊卑，而少说战争。其次夫子直接从周王室吸取营养，学的乃是王礼，而且无论周王室或鲁国强行使天下诸候臣服了，于是多用说教。

这造成夫子的一些不全面性。

但夫子隐约也知道仅说教没有用的，写了一些义，一些威，还有中，只是不多罢了。

还有佛教的因果报应。

以及最初的金刚经。

金刚经很少谈因果报应，多说节制自己欲望修心修道，这个节制，是为了修道心的，还是儒家的恕。还有一件更更赤裸裸地表明释迦牟尼的这种道，多少财宝都不稀罕，只要颂读传扬这本佛经，就积下大功德了，颂读传扬佛经用义就是广大佛门的，有所求还是恕。虽然后来释迦牟尼感到这种自相矛盾，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语遮掩，但干嘛说了十几遍？

那么何谓道心，实际儒家的仁为本，义为节，中调之，礼为法，便已经接近这种道心。当然，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道心。故夫子说了大半天，越绕大家越糊涂。老子索性来了一句，玄之又玄。释迦牟尼也索性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变成了自相矛盾的空。

他们要做圣人，郑朗不想做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