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去太平州时，经常与司马光、王安石交流，谈到国家一些弊端，臣当时说过两点，一是节流，改是增源。王安石想出一些增源办法，司马光反驳，说这不是增源，而是夺取一部分利益，转换到另外一部分人身上或者国家身上，会造成许多麻烦。两人说得皆没有错，但也失了偏颇。当然，包括臣当时，岁数皆不大，想法不全面。这个偏颇就是将国家的利益当成一个不可扩张的整体，因此某一群体受益，其他群体必须受损。但是不是如此？就象这些菜，在臣家中仅是一两百缗成本，皇宫要上千缗钱成本，樊楼要好几千缗钱成本。”

到此才明白，郑朗刻意准备这顿丰盛晚餐，用餐餐引出话题。

“是啊，其实这个整体是可以扩大的。”

“陛下睿智也，比如农民，如果家家户户有耕牛，有好种籽，有充足的肥料，有好的工具，那么收成会更高，全国农民都是如此，即便耕地面积不增加，粮食总产也会增加。再比如商业，国家政策得当，商人有利可图，作坊增加，工匠收入提高。农民工匠收入提高了，又能购买更多的生活用品。或者偶尔去一下茶楼酒肆消费，反过来又养活了更多的人。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过程，也是一个做大国家经济的过程。国家经济壮大，就能提高税务，用于军事，巩固边疆，保护百姓与国家不受敌人侵犯。就能用于水利、教育、赡养官员、抚养寡贫、赈灾免税，或者其他民生，向百姓回哺。由是百姓越来越富，国家越来越强，我朝可以千年万年也。”

“是啊。”赵祯沉思。

不能那么简单的。

“刚才我离开崇政殿时，与富相公、庞相公、韩相公、欧阳修争论了几句，说了两件事，一是主户兼田隐田，二是大贾逃税漏税。理论上庞醇之所言我朝越来越好，越来越强，那么以后随时能击败西夏人。但是否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兼田隐田现象增加，逃税漏税严重，能否让国家变得越来越好？臣先说农民。两税比重在国家收入中越来越少了，可敢不敢免去所有两税？不能。就算将西夏平灭，西方还有回鹘人，西南有吐蕃人，南方有交趾，北方有契丹，国内也需要驻扎军队，防止一些人产生野心。军费依然不会少。官员同样少不了。各种民生继续要实施。能不能免去两税？”

赵祯苦笑地摇摇头。

这也是国家收入的大头，只能尽量减免，若说全部免去那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减或者免的代价更高，邛州盐是特例，不可能国家免去一千万缗的税收，需要支付一亿缗，但那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例如头子钱与加耗，实际国家在这两项上收益不会超过五百缗钱，先后一免，最少得减少一千万缗的收入。想不通，但它就是事实！

“陛下，不但不能免，眼下国家两样重大开支，一是黄河，二是未来的西夏，还有……”看着北方，不说了，幽云十六州！与契丹开战成本更大，又道：“这些年两税几乎没有办法减免。然而兼田隐田现象越来越严重。往往有的大户人家占田几百亩几千亩，仅交几亩或者几十亩的税。可是两税不能少，怎么办，只能往那些贫困农民身上摊派。这些贫困农民，四等户仅能勉强温饱，五等户仅能半温饱状态。本来就没有余钱了，官员变着法子将他们税务增加起来，连吃喝都困难了，有没有钱买牛，没有只好租，租不起只好用人力拉。有没有钱买好的种籽，或者买好的工具？缺少它们，粮食产量更加下降。会不会产生良性循环？况且还要防止一个天灾人祸，还有婚嫁生老病丧。农民怎么办？”

危害不仅如此，不过郑朗稍稍夸大了一点，这几年国家大治，家家户户保持温饱是不大可能的，但是饿死人的现象也几乎看不到。

“再说商贾，大的商贾关系网错综复杂，许多大贾与官员多有来往，他们利用这个关系网来偷税漏税，可是商业比以前繁荣，国家能不能减免所有商税。与农民不同，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个收入是一粒一粒从泥土里硬刨出来的。有的农民过的生活比刚才陛下所看到的那些贫困人家还要苦上十倍。”

赵祯听到这句后，眼睛都有些湿润。

“商人要好得多，从他们身上征税国家心理负担没有那么严重。因此商税也减无可减，大商人逃税漏税，商税无法减，只能向中小商人身上摊派。大商人一笔交易以千缗以万缗，甚至几十万缗计算，不交税，中小商人资本只有几百缗，几十缗，甚至仅有几缗钱的小摊小贩，他们生活同样艰难，一摊派重税，还有没有收入了？被迫无奈，只好投奔大贾家中或做工匠，或做苦力，若做伙计。国家经济能不能象臣刚刚所说的那样良性循环发展？自去年起，臣听到许多大臣进谏，议论加强控制百姓流入沙门的趋势。但一年辛辛苦苦，一无所获，甚至连衣食都保不住。到了沙门里为僧为尼，衣食无忧，劳动量又少，为何不进沙门？”

“唉，唉。”赵祯叹口气。

“还不算可怕的，若是这样发展下去，全国所有百姓要么进入沙门，要么进入大户人家做佃户，最终所有农民变成几千户主户家的佃农，所有城市的小市民变成几千户大贾家的工匠苦力与伙计，陛下，想一想，那时候国家恐怕一年连一千万缗的税都征不到。国家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