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难处一说，郑朗大笑，道：“安道兄，你想让下面不会贪墨？”

“故请行知指导良策。”

“这怎么可能……”郑朗笑得更欢了，即便所谓的民主国家，贪污的事还会有的，只是相互监督，情况会好一点。但也不能讴歌民主制度，一旦实施绝对的民主，以中国的国情，吵吧，一样事也休想落实。相对而言，若论内政，宋朝这种制度还是很不错的。

肯定有一条更好的模式，但郑朗没看到，也想不出来。也许再过一千五百年吧，包括后面一千年，各种制度都有严重的缺陷，没有一条是完美的，没办法借鉴。

“安道兄，听我说，夫子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大者为国，小者为家。大道理是一样的，可细节不同。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情况更复杂，远比家更难治。不但家与国不能相比，州府与国也不能相比。一个州府，最远处不过一百来里，人口顶多几十万人，少者有可能一万人不到。官员就那么一点儿，若是记忆力强，甚至包括各县小吏，都能记得很清楚。若是智慧再好一点，各小吏有什么性格与长处，也能了如指掌。但上升到国的境界，那一个人能做到呢？不可能做到。所以往往许多官员，例如西汉第一地方良吏黄霸，在地方上颇有作为，但到了庙堂却消然隐迹。张士逊在地方是良吏，到了庙堂上成了和鼓。范仲淹在地方上每过一处，如春风至，但到了庙堂，身为言臣，与孔道辅开撕裂宋朝之先河，身为宰辅，骚然天下却不得功。无他，地方与国不同也。”

“行知……”

“安道兄，治国者，只要抓住大体，故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判决讼案有多少，周勃不知，文帝又问全国一年钱帛收入有多少，周勃不知。文帝又问陈平，陈平说事情各有主管它的人。文帝问是谁。陈平说，陛下若问判决讼案，就查问廷尉，问钱帛收支，就查问治粟内史。文帝问，若事各有主管之人，那你主管何事？陈平说，主管君臣，宰相职责是上辅天子调理阴阳，顺合四时，下抚万物生长，对外镇守四方君夷诸候，向内亲附百姓，使诸臣各自履行他们的职责。退朝后周勃责备陈平平时不授，陈平说，你居于相位，不知自己职责吗？若是陛下问长安盗贼数量，你也要勉强对答吗？”

似乎未回答，实际已回答。

郑朗又说道：“真不行，不定期的派两三小吏，不定地的核查仓粮，每年查上一次，官吏不定，便不易被收买，日期不定，污吏便不易猜测。几位按察使下去查的是整个保丁户等与所有国仓、省仓与县仓。规模庞大。而三司所查仅是国仓，全国所有国仓仅几千座，抽查其中三四百国仓，便占据很大的比例，三四百国仓，除了所带的文书不算，又何需多少官员？”

既是国仓，不是州县仓，都是独立的，京畿附近最多，最少的也有好几个仓库，若仅是查三四百国仓，地点多三四十处，少仅不足十处，所需官员自然不会很多。其实郑朗所说的话，两个意思，作为三司首官，抓大放小，震慑为主，琐碎的清查为辅，想仓粮一点不被贪污，那是不可能的。即便管理很严的私人作坊，还会有贪污现象存在，但不是很明显。或者平安监，相信也会有问题，然在诸多人眼睛盯着下，有问题，但不会太严重，不象那几个小吏，将四个仓粮食整个的弄没了。

对仓粮，郑朗很重视的，之所以做了许多事，不仅仅是为了改善宋朝国内的情况，还有为了战争，这一点他与王安石异曲同工。对吐蕃，能收就收，不能收就拉倒，反正吐蕃没落了。对幽云十六州很渴望，难度却十分高。但对西夏，郑朗誓在必得！

战争，一是钱，二是粮，还有其他的，但这两条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还有呢，未来宋朝那场特大的旱灾，郑朗可不想出现郑侠，画什么《流民图》，而那时，他恰是官场上的黄金年龄。这就更要战略性的备粮。

“谢过行知。”张方平已经懂了。

“用茶。”郑朗说。

呷了一口茶后，张方平又道：“行知，你想经营岭南与荆湖路。”

“安道兄，拭目以待。”郑朗未清晰的回答。长沙乃是四大米市，岭南一年三熟，两广加上一个湖南，多大的地方，若不动心才怪呢。若全部开发出来，就是现在的条件，这里最少能养活四千万人。增加四千万人口，仅是征的税务，宋朝一年会增加多少收入？简直无法想像。何必扎窝在黄河一带，弄得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