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货币，几个国家货币皆不足。后世有人用清朝多少银子相比较，这是不对的，清朝一两银子购买力远不及宋朝。

因为贵，不可小用，也就是买零碎的商品时，金银很难派上用场。但用途很多，不仅是用来制作器皿首饰，还便于贿赂、赠馈、布施、赔偿、赎身、借贷，在商业上又有远动、路资、物价支给、物价表示、凭费、蓄藏、大宗交易等用途，也可以作为赋税交纳、专卖收入、上供、进献、军费、赏赐、与国家一般用费。

虽不可“小用”，金银已经在大规模的使用，产量在增加，一直供不应求，于是价一直在上扬，许多大户人家便将金银珍藏起来，导致金银越发缺少，价上扬更快，直到平安监出现，价格才勉强稳住。

作为货币本身，铜钱还是主流。

因为钱不足，许多时候依然用绢代替货币交易，或者以物易物。所以后人一直无法准确统计宋朝收入，有人说宋朝最高收入达到一亿八千万贯，有人说一亿六千万贯，便在于此。

即便现在让郑朗统计，也无法有准确数字，有铜钱，有绢，有粮，有草，这是主要的，还有金银锡铁铅，炭木料石玉，各种果蔬，文房四宝，各地特产，这也是宋朝的官方收入。

平安监出来，稍稍缓解，但大部分金银铜用作器物首饰，没有化成钱流入民间，即便化成了钱，也远远满足不了宋朝庞大的经济总量。并且用铁钱换铜钱，宋朝是绝对性的亏本生意。以前契丹与西夏没有发生战争，郑朗一直未提出来，怕引起契丹的反感。直到战争爆发后，再也没有必要任这个不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赵祯转向王拱臣说道：“你派人查一下。”

王尧臣因为母丧回家丁忧，空缺让王拱臣补上，迁张方平为御史中丞。总体而言，赵祯还是以保贾昌朝为主，用贾昌朝来迅速平息君子党所带来的种种影响，特别是朋党。

对此郑朗不是很重视，但贾昌朝的种种做法，确实让郑朗很反感。

吕夷简虽排斥异己，可不用种种罪名，让大臣遭受公堂质对之灾，况且还是立过功劳的大臣。贾昌朝就这么做了。先是欧阳修，后是尹洙。

郑朗定了定心思，说道：“臣听闻今年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库略有节余，这本是国家的幸事，陛下一向克于己，善待大臣，这本也是国家幸事。可是陛下恩过于重，臣以为不妥。恩威需适度，过于恩宠，一旦薄之，除非德操佳的臣子，进退无辞。其余大臣未免反生怨怼之心。前者，即便陛下不过于优待，也会尽心尽责，忠君爱民。国库略有所余，臣以为所用有三，一是备粮，防止有可能的灾害，二是备库，使国库有所节余，以防不测。三是仁民，自陕西用兵以来，臣在郑州听闻附近州县名目繁多，有加耗，加耗又有耗米、仓耗、省耗、官耗、秤耗、脚耗，康定年时头子钱全部纳官，不得本州公用，自战事开始，部分州府又再次将头子钱纳作本州公用，剥削百姓，又有触面，市例钱，起纲钱、使用钱、縻费钱、呈比起、勘合钱、索陌钱、漕汁、州用、修仓、加点、打卓，有些名目连臣苦思冥想都想不出来的。这仅是两税外的额加费用，折变、支移、和籴、和买、折帛钱、就连新法产生的免役钱也产生诸多免夫钱、身丁税等种种名目，还有商税与城郭税等等，朝廷下诏书恢复原状，可各地州县依有官员在横征暴敛。又有土贡，例如包拯在端州进谏砚台一奏，土贡朝廷本须不多，例如端州砚、东南桔，然地方官吏却借朝廷之名，又令种种名目，本是数百鲜桔，费用不多，褒奖之意远大于尝鲜用意，到了下面却变成了一大弊端，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若国库略有节余，请陛下派臣子商议，看这些名目可不可以逐一废除，这才是仁爱之本。”

郑朗说的这些是存在的，但也不能说赵祯朝很黑暗。

从老百姓身上巧立名目的剥削，那一个朝代的官员都在做。什么制度都避免不了。（关于这情况，我在作品相关里发一个转贴，说明宋朝一些进步的地方）

当然，若减少这些莫明其妙的名目，百姓生活会更好。

而且赵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也是坏习惯，存不住钱。战争伊始，宋朝各种税务加上收入，一度达到一亿三千多万贯，后来减少税力，给百姓缓解负担。然各项开支达到一亿两千多万贯，一直入不敷出。将宋英宗逼急了，尝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