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有老大之争，还有刑法一案，当年郭氏案，刘涣与是孔道辅与范仲淹手下的得力大将，爱屋及乌，范仲淹对刘沪一直很赏识，再有士大夫入狱受刑一事，终于掀起喧哗。

范仲淹连上数奏，近闻岊枷禁沪等奏来，以为边将不和，用兵大患，且张岊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岊赦汝，责汝卒事自赎……如此，则水洛城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

水洛城修筑是对的，刘沪违命略有小错，对错大家各打五十板子，谁让他是老大呢，并且将尹洙的责任遮隐，推于张岊身上。历史上更好推，推于狄青，与狄青、张岊有何干系，即便他们说了一些话，作为武将，能有什么影响？

但他还没有弄明白这次事件的性质，若是仅针对郑戬与尹洙的争执，他与韩琦双方出面调解，事情也就能平息。

关健谁适合来做君子党的这个大哥大！

事情越闹越大，再上一奏，这次言语比上次要激烈一点，刘董二人受四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非是二人擅自行动，四路罢后，本路部署抽回军马，即合罢修，不合坚执拒抗。臣以为非有他意，不忍城寨中途而废，故以死拒抗，一面兴修，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况刘沪乃沿边有名将佐，最有战功，国家当爱惜，不可轻弃。张岊因怒辄行军法，则边上将佐，必皆衔冤，国家负此有劳之臣，人人解体，谁肯竭力任边事？董士廉是京官，即非将佐，亦将一例枷锁。乃张岊是粗人，不知朝廷事理，万一被戳，家中骨肉必诉于阙下。应让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沪罪闻，送邠州拘管，听候朝旨，一则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戳，二则惜得张岊、尹洙，免被二家骨肉喊冤。

依然在替尹洙留下一点面子，已经含蓄的将他名字点出来。

说得很紧急，不能让刘董呆在渭州，弄不好能让尹洙给做掉了。

欧阳修反应过来，自己原来那一炮轰错了对象，急转弯，上奏道，臣听说鱼周询近有奏来，水洛蕃族见张岊枷取刘沪，因致惊骚，足验刘沪能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不能废之，更非沪守之不可。可沪与张岊、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事。臣以为必不得己，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利害有三，文武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若二方相争，那怕是武人理曲，武人亦不肯服。今沪与洙争，沪实有功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边武臣尽皆怨怒（武将天堂来了？）。二害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二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其中沪最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刘沪何德何能，功劳能赶上范仲淹与种世衡）今曲加轻沮，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三害沪若不在水洛城，蕃族筑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蕃部。（只要瞎毡不公开反，这些蕃部当真敢跳上天？）

余靖又说虽说必须遵从军法，但刘沪修城堡自有利害，与临阵逗留不可同论，朝廷应当切责其罪，再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责以后效。也就是批评一顿，城照筑，沪照守。

郑戬不客气，直接说尹洙，使张岊捉刘沪与董士廉，枷项送狱，称洙累令停修水洛城，不受节制。这是因为臣昨移永兴军，下令兴修，已移文报洙。但洙闻城既已筑就，又闻朝廷派中使定夺，更难以利害自陈，便图陷沪等。一旦用兵，擒胁下狱，必恐汉蕃人民惊溃，互相仇杀，别生边患，惟深察之。

他这个老二蛮称职的，一手将责任拦下来。那么刘沪与董士廉就没有犯上的罪过，尹洙，小子，咱们来火拼吧。

韩琦又上书，说未能伐元昊，只是因为守御之计，遇贼清野待之，不战而自困。当真修城能修到灵州城下？又如所谓的想通秦州，到秦州《广禾》穰寨一百八十里，沿途皆是生羌户，若想要真正经营，必须筑二十大寨，十小堡才可互援，所费最少以百万缗计算，又要开伐栅林，以修敌栅、战楼、廨舍、军营及防城器用。即便完工，又需正兵三四千人，储蓄大量粮草，才能屯守，其费如此，只求一日以通秦原之援？兼去仪州黄石路才较近两驿。且刘沪已降水洛城生户，李中和又屈伏陇城川蕃部，各补职为属户，若进援兵，动不下五六千人，诸小蕃岂敢要阻？原来无水洛之援，官员也可往来，何必枉劳军民，徒生冤嗟？

郑戬坚持的便是打通德顺军到秦州的意义，韩琦尖锐就指出来，不用水洛城，原来照通不误，纪质率军前去笼竿城，也未见那个生羌阻拦，相反，有许多生羌在西夏侵犯时，还主动出子弟兵英勇作战。一修，生羌必然产生不安的想法，那么必得一路修下去，说二大寨，十小堡夸张，但一路生羌不服，最少还得需要四五个寨堡，才能拱卫平安。修这个水洛城还有何意义？

史上狄青被拖下水，这次张岊也卷了进去，人是他抓的，而是作为他的部下，击杀羌人，修城，根本就没有通知他，心中有气，说了几句气愤话。于是让尹洙录下来，当作张岊的奏折呈上。

尹洙也自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