叹息的事很多呢。

马上范仲淹做了一件让郑朗更叹息的事。

郑朗示意过。

不是滕宗谅，皇上至于这样无情吗？记仇？昏了，赵祯会记仇？

那个说这句胡话，郑朗能抽他的耳光子。

为钱？赵祯善待士大夫自古未有，若不是郑朗进谏，连开城门纳盗的几个官员，赵祯都替他们说好话，将他们无罪释放。况且滕宗谅立下许多功劳，值得为这些钱严格处理吗？再说，这些钱也不是真的装进滕宗谅的口袋。

可是范仲淹怎么做的？

他认为滕宗谅没有做错，不必要泼上污点，所以绝不低头，但根源在哪里？是皇上听信了小人谗言。

因此做了一件事，他与欧阳修进谏，让欧阳修同修起居注，自今而后，上殿臣工退，令其少留殿门，让修与注官出，面录圣语。赵祯愣了半天，最后说道：“从之。”

这是让很多人忽视的一条。

但这才是最疯狂的一条。

说起来很复杂，首先要从国家政务如何处置说起，一般各地奏折皆是由两府直接处理了，或者特殊的事务，由两府之外的衙门处执，比如专管财政的三司。疑难问题，于都堂，也就是政事堂解决。再不行，交给赵祯，赵祯批奏。要么下命令，两府皆有权下权内的命令，大的事务赵祯下命令，学士与知制诰起草诏书，也可以让其他人起草，多是前者。

所以不是皇帝处理所有国家大政的，皇帝权利就是最后的拍板权。

皇帝日常事务，宫内批阅奏折，大小朝会听群臣进谏，主持大祭祀，接见外国使节，但为倾听更多大臣的想法与意见，有时候还会前去两省，但去东府为多，或者都堂接见大臣，或者于后宫接见几个相关的重臣，询问相关政务，这个后宫内多在御书房，或者其他办公的场所，不会在寝殿。按照前世法例，皇帝做这些事要记载于史册，所以朝廷命令赦宥、礼乐法度、损益因革、赏罚劝惩、群臣进对、文武臣除授及祭祀宴享、临幸引见之事，四时气候、四方符瑞、户口增减、州县废置，皆书以授著作官。但不可能事后赵祯向著作官一一禀报，因此设立起居舍人与起居郎，侍立于御殿两侧。

大多数时候皇帝接见臣工，都有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站在边上。

有人担心他们泄露或者有站队倾向，有，在宋朝官场上什么古怪的事都能发生。但严格说，一旦出现这种现象，是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失职，要严肃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