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在朝堂里再三说起义军烽火四起的原因，不仅是官员无能，还有军民之逼，赵祯十分慎重，借着秋税上来之时，让许元抽出四百万缗税钱，一百万钱增购粮食，三百万购了一批棉袄、棉被。

陆续的调向北方，一部分已经运到京城，向京西路用工代赈方式分发。

有吃的有穿的，谁愿意造反？

尽管是半温半饱，但比造反强。

郑朗亲自镇压，给了各州军官员很大压力，也许郑朗不一定会放在晏殊、韩琦眼里，但他终是当朝宰相，参知政事，若按权利大小排，仅排在晏殊、章得象、贾昌朝之后，还在杜衍与范仲淹之前。

范仲淹的新政又规定以政绩作为标准，而不是以前那样过错少作为政绩标准。双方的压力，使京西诸州军官吏十分害怕。

一些官员的无能也使赵祯怒火中烧，难得这么从重地处理，包括转到颍州担任知州的柳植，在赵祯愤怒下，扒去官帽，流放岭南。老柳六十多岁了，哭得象泪人一样，但他若在赵祯面前哭还起作用，老了，放过你吧，回家好休息了。但在颍州哭昏过去，赵祯也看不到，让衙役强行往岭南送。韩纲做为韩亿的儿子，这次也没落得好，同样流放岭南安置。相关的官员，一共处理了十几个。这逼得余下的官员不得不打起精神。

柳植说邓州没有官兵，其实真的不对。尽管郑朗削了一下，现在宋朝还有四十万厢兵，各种差役五十几万，差役又叫役人，不一定是壮丁、弓箭手与衙役，但这三者在役人中占了最少一半。无论是厢兵或者衙役、壮丁，都有捕盗职责，六十多万庞大的人数，但宋朝仅有三百几十个州府，一州摊派下来，不算禁军，一个州平均也有两千人，养他们干嘛？当真只是用来搬东西的？那为什么还让老百姓担负着那么重的徭役？

还有一个难处，流民。到处是流浪的灾民，官员确实难以分清那是盗匪，那是流民。

赈灾物资源源不断的调来，加上种种重压，官员打起精神，小心翼翼的做事，先是将流民编制起来，没的吃没的喝，到处流浪不怪你，现在有的吃有的喝，还流浪了，想做什么？到于工，到处都有工程，仅是水利一项，宋朝忙十年也忙不完的。不然经过范仲淹的重农桑改革后，王安石还发动了更大的农田水利法。几乎都不用看，坐在州衙想一想，就有工程冒出来。

流民有了秩序，盗匪便减少了藏身之所。

官员振作，催促手下的衙役与厢兵官员抓捕，还有优厚的告密赏金，朝廷说盗匪、盗贼，其实就是义军，一伙人最少也得好几十个。即便山多林茂，但笨拙落后的生产力导致山区存在大量柴户、炭户与猎户，活动范围并不比后世小，几十人带着武器与粮食，甚至还有抢来的财帛，即便是高大的熊耳山，也会有人看到。

而且举报赏酬很厚，一人十贯，几十人便是几百贯，放在任何一个三等户以下的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于是密报的百姓不知凡几。谁都想发财啊，特别是在宋朝发财的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多方齐下，襄州、邓州、唐州、汝州、郢州、随州等地匪患渐渐肃清，只有郭邈山与张海两支义军数量太过庞大，官员无可奈何中，依然嚣张地活动在商州、均州、金州、光化军、房州、京兆南边秦岭地区。还有三支义军活动在桐柏山，本来熊耳山也有义军活动，可是郑朗率军前来爬山，才爬两天，一个个仓皇出逃，逃向南方。

郑朗率军直扑桐柏山，桐柏山尾端自唐州开始，横跨随州东北部，延伸到信阳军。

一共有三支义军逃进桐柏山里，两支义军规模皆不是很大，只有一百余人，在官兵的围剿下，象两条丧家之犬，到处乱窜，对于这两支义军郑朗没有放在心上，派出两营骑军，让三州军官员派衙役与当地百姓配合，进行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