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带来很大的影响，加速两党的分化，还有，郑朗无形中的影响也在扩大，一些有作为的大臣也在反思，一是郑朗的务实，二是郑朗的用事实来说话。

吕夷简在家中也表示支持，赵祯派人询问，吕夷简说了一句：“朝廷已得人，何须问臣。”

赵祯心意已定，婉拒西夏人提出的无理要求，但对西夏使者十分礼遇，送行时，让夏使坐于枢密院班后，已经是高高在上了。又派大理寺丞张子奭为秘书丞，包拯为礼部员外郎，与右侍禁王正伦出使夏州。

郑朗不喜，还是这个张子奭，但不好说得过份，现在张子奭没有劣迹，他还是张齐贤的孙子，出身名门，有一定的影响力。又有包拯在侧，不会出大问题，于是隐忍不发。眼下的事又分了他的心，要使自己的改革有说服力，必须找到更多的证据。不但需要三衙支持，还需要开封府支持。开封知府是李淑，也就是李若谷的儿子。

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警慧过人，博习诸书，详练典故，也是一个神童，十二岁宋真宗命其作诗，奇之，赐童子出身。于开封府时善用吏人，政无淹滞。不过这也是一个十分阴险的小人，比贾昌朝更阴险，郑朗与他共事，牵连又广，不得不打起二十分精神，小心翼翼。

况且包黑子同行，想一想包拯三弹张尧佐、强参张方平、怦击宋祁、严惩张可久、力参任弁、七斗王逵，想想就让人畏惧啊。只要张子奭这小子这次敢收元昊的贿赂，就等着死吧！

但还有人不满意，也不放心，蔡襄进言道：“已差范仲淹宣抚陕西，近授参知政事，不会巡边了。但以为西贼派使入朝，其言骄慢，必无可从之理。朝廷既罢送之，其势必举兵，缘边又继奏点集兵马，时候渐寒，边事益起，安危之机，在此一举。范仲淹久留边郡，威名在敌。若早令将陛下之威，经制事宜，则关中百姓有休息之期。或者坚守城寨，使贼远来无所掳掠，也能挫贼之锐气。边将虽多，莫如朝派柄臣以亲临。柄臣之中，莫如仲淹自行，望于西使未行之间，早派仲淹巡无，无使后来以失大计。”

其实边臣当中，郑朗最盛，韩琦也不弱，但范仲淹是大哥大，于是蔡襄力挺范仲淹。

欧阳修又说道：“闻如定等不久放还，以为此来议和未满，骄贼猖獗，必然一怒会至边寇。睹闻朝廷差范仲淹、田况为宣抚使，以镇河北陕西，今天又风闻韩琦以范仲淹做参政，于是亲自请行，不知是否（真急啊，为什么不通知他呢？大笑）以臣愚见，不如派仲淹速去，琦与仲淹、朗皆是国家委任之臣，材识俱堪信用。然仲淹于陕西军民恩信，尤为众所推伏。若仲淹外抗寇兵，琦朗居中应副，必能共济大事。等边防稍定，不三两月，可以还朝，既先消弭外虞，可渐修于阙政。今边事是目下之急，不可迟缓，以失事机。伏望圣断，速派仲淹去，以备不测。”

欧阳修这封进谏也是好心，可他又做了坏事，为什么说韩琦、范仲淹、郑朗三人中唯有范仲淹最为军民推伏？郑朗无所谓，还让功呢。可是韩琦怎么想？

现在君子党没有真正得势，一切皆放在韩琦心中……

正好范仲淹犹豫不决，他不认为西北有很大的危机，正谋划未来的庆历新政，没有心思去西北，于是韩琦先是说了一句：“贼请和无他，二人遥领宣抚事可矣。但贼未能达其望，必乘怒盗边，当速派仲淹去河东，臣正是壮年，可以预备奔走。中师乃宿旧大臣，不用劳往也。”

郑朗有郑朗的说法，晏殊有晏殊的说法，君子党有君子党的说法，赵祯头痛万分，于是着韩琦为陕西宣抚使，并给空名宣头百道，以备赏功。只要立功，当场拿出这个空名宣头填写，不必经过朝廷允许，便可升官奖赏。

欧阳修又呈一谏，说道：“臣近因军贼王伦等事，累有奏论，为见天下空虚，全无武备，直指后汉、隋、唐亡国之相，皆兵革未兴，而盗贼继起，不能扑灭，遂至横流。又见国家纲纪败坏，政令宽弛，赏罚不立，善恶不分，体弱势危，可忧可惧。请朝廷讲求御盗之术，峻行责下之法。又闻搢绅之内，忧国者多有封章，皆论贼事，臣以为朝廷见形患，闻众多之言，必动于心，略知恐惧。

及闻枢密院严戒进奏官不使外人知事，才知道两省厌恶献言之人。郑朗破王伦之后，更不讲求御贼之策。这是上下有偷安之意，却不知前贼虽灭，后贼更多。建昌一伙四百余人，桂阳监一伙七百余人，其余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建旗鸣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饮食宴乐。之所以如此，是因朝廷无赏罚，都不足畏惧。于是盗贼出没，不能禁止。臣恐上下因循，日过一日，国家政令转弱，盗贼威势转强，使畏贼者多，忠于国家者少，天下之势，从此去矣。

臣又听说京西提点刑狱张师锡，为部内使臣与贼同坐吃酒，及巡检、县尉不肯用心，曾有论奏，其言甚切。臣旧识张师锡，其人乃是一个恬静的长者，迟缓优柔，不肯生事，今天尚有论奏，则天下无论贤愚皆为国家忧之，独不忧者乃是朝廷尔。古代知士能想到未形之机，今天谋臣却不识已形之祸，以患为乐，以危为安。见盗贼虽多而时有败者，遂生抚寇之意。见言事者众而听之任之，遂人怠慢之心。臣近曾求对于便殿，看到陛下语及贼事，及退，却见宰辅闲暇从容，才知道已成难救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