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想,便能想到很多。
郭承佑虽无能,可这个能与不能赵祯一时半会无从判断,至少在他做皇太子时,曾补左清道率府率、春坊左谒者。即位后迁西院副使兼阁道退事舍人,再迁西上阁门副使,是赵祯的心腹,这才让他主管真定路军队。
我的心腹,我所用的人皆不是好人,是小人,是奸邪(能不刺眼么?),只有你们这一派是良臣,是能臣,这是那一门子道理?欧阳修整篇奏折里又是一顶接着一顶的大帽子往下盖,盖得赵祯心神恍惚。他又想到了王举正、马端、夏竦、苏绅、吕夷简……眼下国家危机重重,赵祯还要依靠范仲淹与韩琦等人,没有说,并且一直没有说,可这种疑虑在他心中越来越重……
这也导致对于范仲淹与韩琦两个建议虽听,但没有下诏执行。
或者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形容,好心,但办成坏事情。
其实相比于郭承佑的神马,范仲淹与韩琦的提议才是真正的大事件,想国家变得更好,应当想办法配合韩范将这两条落实下去,而不是搞出杂七杂八的事务,分去赵祯的心思。
但很快所有人注意力转移,七月,元昊又派吕尼如定聿舍、寮黎罔聿环、张延寿与杨守素,以及宋使邵良佐一道赴宋,继续谈判。宋朝提出九条,很有诚意的九条,然而元昊看到宋朝软弱,居然狮子大开口,不但称男不称臣(也就是做赵祯的儿子,但坚决不做宋朝的臣子,晕,晕,晕),而且大肆勒索,变成可怕的十一条。
居然朝中还有人真的想同意,这个人还是一个超级大大佬,当朝首相——作好词的首相晏殊!
第四百六十章 大计划(二)
使者未至,欧阳修再次进言,自从做了言臣后,他很忙,比谁都忙……
臣以为是和是战,众口纷纷,一是天下困矣,不和则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减少困难。一说羌人险诈,和而不肯罢兵,则与不和无异,是空包屈就之辱,全无减患之实。
前一种说法是主流,后一种说法是余靖韩琦等少数人的想法,认为必须战下去。宋朝困难,西夏人更困难。国家困难,大不了缓过这一两年,以后继续作战,将西夏活活耗死。
第三种说法是请和不过想退而休息,训兵选将,以为后图。然而以河朔料之,才和之后,因循废弛,为患转深。本来说得好好的,又开始狂热,持这种说法的人有,郑朗、范仲淹都有过类似的想法。可欧阳修好好地说到北方,为什么因循废弛,看到没有,赵祯又开始用资历任人为事,让郭承佑主掌真定路军队。
这玩意儿说过一次便行了,赵祯也下旨改郭承佑知相州,只是苦于没有找到替代的人选,才让郭承佑继续留在真定府,再说会让人很反感的。是赵祯,换作别的皇帝,就是李世民在位,也会将欧阳修拖下去,贬到岭南闭门思过。
正是赵祯,所以欧阳修才一次次地说,换成宋英宗,他又是另外一种活法,更精彩。
第四种说法是纵使元昊称臣,西边减费,犹有大可忧者,北敌必揽通和之事以为己功,过则有邀求,朝廷不答应,又兴兵革,是暂息小患于关西,复生大患于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