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往往耻之，其实三方来说，契丹人占了最多的便宜，吃的亏最大，契丹真正衰落便从这次敲诈开始。

西夏机关算尽，却断了卿卿性命，以后宋朝多次攻伐西夏，契丹没有过问，便从此次和谈开始。

宋朝看似吃亏，却开始迎来最难得的太平时光！

表现最出彩的便是富弼。

自己有后世的知识，这些知识甚至来自一些出土文物，能看得更清楚一点。身在局中想看透，有多难？

富弼表现很勇敢，也更有气节。

郑朗对富弼的好感远超过韩琦，富弼也喜欢胡说八道，戾气不轻，然而私心很少，从某种意上说，他与蔡襄等君子的德操已经无限接近了范仲淹。特别是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

但为什么非得要自己？

以契丹的骄傲自大，有可能几个月前的战事都没有关注，哪里出了问题？

当然郑朗也不知道富弼为了吓唬契丹人，才搞出来的事。

没有想明白，思考一会，写了一封奏折，说了几件事，契丹不用担心，他们此次派使者来，就是想和的，不想和直接开打就是，何必浪费口舌。希望朝中君臣要稳住。

自己都乱了，怎么谈？

然后说了阿干城的事，一旦西夏出兵龛谷会有多严重，有可能会入侵，自己做了一些安排。正好种师衡生病，未去环州赴任，希望自己去京城时，将种师留下来，监督战局。等自己再回到泾原路时，让种师衡离开。

有老种在泾原路，比自己还管用。

再调葛怀敏一道去京叙职。此次是境外作战，有可能会发生，有可能不会发生，自己做了布置，但未必派上用场，于是没有对葛怀敏说。怕葛怀敏在渭州听闻后插手，反而坏了计划。

这是好听的说法，郑朗担心自己离开渭州，葛怀敏会坏自己大事，甚至李元昊能提前发起进攻。

要回大家一起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