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偕自动忽视，不说弊端降低，而说前方作战，军机危急，郑朗没有得到朝廷允许，挪用朝廷拨下来的军款经商，使士兵逐利忘义，军心涣散，危害前线安全。

想戴帽子，十分容易的。

但杨偕也知道，如今国家财政困难，仅凭借这一点是打不倒郑朗。

于是说了最后一条。

是得到钱，但这个钱不是用来为减少国家财政压力，而是用来收买将士之心。再看看那个官职，部署兼本路马步军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马步军部署是掌管所有军队，经略使是掌管民政财政，安抚招讨使是主管军队调动。

试问泾原路的民政财政与军政权利，还有什么不能管的？

而这个奇怪的职位正是郑朗首倡提出，又亲自去了渭州，统领三军，如今又不顾国家安危，用经商的钱收买军心，他要做什么？

别要问相不相信。

只要往唐朝藩镇割据上引，连吕夷简都会惹一身骚。

奏折到了京城。

此时郑朗奏折同样也到了京城。

这篇奏折写得很长，讲市易与屯田的利弊，皆是权宜之计，不能在全国推广，包括屯田，以后除了弓箭手田外，其余必须交给百姓耕种。国家不能贪这个钱，陕西产了粮食，就等于省下大笔的经费。

又说了三白渠与契股。

朝中虽有人仍提出异议，但大多数人同意，无他，实在缺钱。

造成缺钱主要是西北，西北用钱的地方，一个是兵器盔甲的消耗，士兵的补贴与军饷，建寨堡的费用，伤亡将士乃家属的抚恤，另外就是粮食后勤的费用。最后的费用占的比例还不少。

只要陆续出现一些屯田与三白渠，陕西粮食会最大限度做到自给自足，仅此一项，一年就可以省去几百万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