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者，乃侧隐之心，义者，乃羞恶之心。故仁者，乃义之本也，义者，仁之节也。是故《逸周书·本典》云，能收民狱者，义也。易曰，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荀子曰，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礼记》又曰，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是故庄子取之，云所谓仁者，同好者也，所谓义者，同恶者也。此乃儒家仁义也。”

这里的义不仅仅是与仁的对立羞恶心，还是一种刑罚，甚至刑杀！

但不是郑朗说的，也不是从甲骨文中考来的宜、仪、义，是周朝礼官说的，孔子说的，荀子说的，孟子说的，庄子说的。

随便搬出那一个出来，都将下面这群人活活给砸死。

“法家苛刻，以惩治民，故秦亡于二世也。道家消积，追求飘缈，故寻于神仙之道也。墨家迂阔，亡哉，久矣。唯儒家仁义之道，长存于天地之间，奉为国家宗教也。”

也就是法家太苛刻了，不是治国之道，只能被统治者借鉴，道家太消积了，只有用它来修练神仙的法门，但这是好话还是歹话呢？墨家根本不可取，所以很早就消失不用了。只有儒家才是治国的法门所在，也是国家之道的宗教。

“圣人义，何曲解此？董仲舒也。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人安义，以义正我，故仁义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为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

这一段话是出自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在这里，他将义抽象成“人与我”的关系，更上升到道德的高度，而抹杀了义原来与仁的对立性，与刑杀刑罚的性质。

自此以后，仁义变了味！

“董儒曲之，国者困之罚，无仁义用也，于以法家里，儒家表，一误千年，诚为可恨也。”

正是因为董仲舒的错识，仁义是好的，爱人嘛，但仅靠爱人怎么能治理国家呢？只好用法家的一些理论，作为国家的里子，辅以儒家的道德治国。何必如此，事实儒家也没有反对刑罚，但比法家更进步一些，以道德爱人化人为主，以“义”为节，这才是儒家的王道。

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区别，现在的统治者还不是这个政策？

但这样一讲，就能更清晰一些，并且明确了治、爱、化为本，义为辅的开明政治，同时也不需要羞答答的以法家为耻，不好谈论。

就是这个细微的区别，却有可能产生一个巨大的进步。

合上纸，实际根本没有看，以他的记性，还能说错吗？

然后再次鞠躬，道：“我岁数小，或者见识粗陋，还望各位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