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在赴奴儿干前，曾向他提过类似的见解，现在和成绮韵所言不谋而后，杨凌不由连声赞许，他和成绮韵又详细讨论了几点，关于科道官对官员的考核方法，诸如税赋征收、离任审计、政绩考核的任免制度。

这些论述中，一些条款恰恰是当初刘瑾搞过的，只不过刘瑾这么干完全是为了整人，借人事考核为自己搂财，结果好好的经愣是让他念歪了，如今旧事重提，想起刘瑾，杨凌不禁感慨万千，同时也为自己提了醒：以入世之态度做事，以出世之态度做人。

这份权力自己不能要，也决不能交给哪一个私人。这份权力的施行，必须真的放下去，放到六科十三道手中，那么多的科道官，他们之间能够彼此制约，防止有人权力集中干的太离谱，何况上边还有互相牵制的内阁。

对官员的考核集中的税赋征收、离任审计上，就保障了考核有据可查、有丈量尺度，而不是由着监察官员一张嘴去说。吏治整顿是本，由它自然就牵涉到许多其他方面，比如打击不法豪强、追剿不法豪强欠税等问题，由此延伸开去，两人又边记边写了一阵，这就聊到了最令人头疼的土地集中问题。

成绮韵道：“其实，这所有的改革，都是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的事情，吏治整顿，影响税赋征收和刑名、廉政方面，土地问题又牵涉到刑名廉政和税赋征收。说起土地被权贵圈占的问题，这又得提起刘瑾刘公公的一份功劳了。他清丈土地是为了突出个人政绩，为了清出尽可能多的土地以邀功，害得许多人家破人亡，可是现在对那些苦主的土地核查属实重新发还后，其他的土地数目还真是实打实的。官绅百姓们实有多少合法土地，被地方豪强们藏匿不报或贪占了朝廷多少土地，也都记录在案了，贪占的先不算，仅隐匿不报的土地就有一百四十七万顷，偷税的有八十万顷，对吧？有了这些数据，税赋征收、乃至税赋改革就容易得多了。”

成绮韵抿嘴一笑道：“大人列述了一些地方正在探索试行的比较合理的税赋方法，比如应天府施行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这些税赋方法大多改变了传统的实物税赋，改以折银上缴，既方便了朝廷征收、运送和保管，也没有了这些环节中保管不善造成的损耗和霉变。不过我觉得这些方法里，还是你提及的‘一条鞭纳税、摊丁入亩法’最好，实行此法，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既不减额，也不增赋，没地的贫民不用纳税，而豪富之民不能多得，徭役公平，就不会有人再哀叹不均了。”

杨凌点头道：“对，而且以银两代实物役、力差役，扩大了货币的流通，削弱了人身依附，商贩和工匠获得了较大自由，这对工商发展至关重要。”

这一条，杨凌同朝中一些大臣暗中商议，也获得了他们的赞同。“一条鞭”法，保证了朝廷税赋的稳定，不会使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直至破产造反。加强了工商发展，有地农民乐于种地，城中富户乐于买地，又不会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免得引起地方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心血前功尽弃。

一条鞭法使官员难以再利用税赋贪污，减轻了贫民负担，增加了朝廷岁入，而且是在权宦豪绅们能接受的范围之内。这是比较务实的改革策略，要是真的头脑一热，想搞一刀切的还地于民，打土豪分田地，那自己就得先拉起一支队伍上山打游击去了。

两个人越说越是开心，杨凌心中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他兴奋地道：“说的很好。现在焦阁老、杨一清他们应该已经下了衙门，我去城里瞧瞧，和他们商议一下，这两日就呈进给皇上。”

杨凌只顾高兴，却没注意所谏未受重视的阿德妮的幽怨，瞧着他匆匆起身离去，阿德妮更是一脸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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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其实已经看过了这些条阵，正式上书不过是给天下一个讯号，一个改制的讯号罢了。本国公负责清剿流匪，安置流民，在地方上所见所历，深知不能使国富兵强、百姓乐业，则贼剿无止境，而不能革除弊病、推行新政，就不能富国强兵。当今皇上年轻，正欲有一番大作为，各位大人都是柱国之臣，还请尽心竭力、各抒己见，咱们对这些谏疏最后再推敲一下，以便使新政能够顺利施行。刘大人，你有什么看法？”

杨凌环目四顾，朗声说道。焦芳府上，几位受邀的大人围席而坐，正在就改革新政做最后的推敲。

端上台盘的永远是做好了的菜，一件政策的推行和决策，无不是事先详细的调查、研究、各方面势力的平衡、协调之后的结果。就像现在，杨廷和与杨一清不合，但他的势力在内阁中占了两席，对决策的施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敲定的吏治改革对内阁极为有利，不会触及他的权益，反而有所加强，但是事先瞒而不谕，把他排除在外难免要让他产生隔阂，所以杨凌把户部尚书刘忠也请了来。他是杨廷衙的人，他在，就等于随时把他议定的事情告诉了杨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