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的皇帝玩世不恭，专门干些文官们不喜欢他做的事情；有的气得闭宫不出，用拒绝上朝来进行无声的抗议；有的则拼命扶植宦官集团，以对抗文官集团，可惜每一种挣扎，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国朝取士，不可不用科举，用科举则官宦阶层必然来自士林，人家的兵源永无止尽，谁能打败他们？

对抗是不可能成功的，改造士林才是唯一的希望。皇帝把国都北迁，强敌在侧，官员们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下就必须得有一定的务实态度，不可能一味活在自己心中虚构的大同世界里面，但是这种转变是有限的，每一代官员都大多从江南来，即便是肯转变的，也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认识和进步的过程。

而本来的历史上，直到明末辽东也未建立起文官政府、树立起有别于江南的士林势力，皇帝无法从士林中找到可以利用的力量，就只好选择绝望的对抗，最终是两败俱伤，旁人得利。如今辽东士林的出现，和辽东士林思想意识的转变，其意义非常重大，未来的皇帝可以从文官集团内部听到不同的声音，这对未来将产生无法估量的影响。

夏浔并不是算无遗策的圣人，这一点他也没有想到，但是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你开辟了一条新路，随之必然会因此衍生许多新的东西。一条路开好了，你的目的只是想让两座城池间交通更便利，可这一路上，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酒馆、客栈，新路两旁交通要道处的乡镇自然而然就会演变成商贾云集之地，久而久之，变成大城大阜。

夏浔在辽东推行文官政府、推行文教，本来只是因为辽东军政府的统治在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是失败的，他们镇压了辽东两百多年，那儿的人依旧不曾归心大明，把自己当成明人看待，一俟朝廷力弱，无法继续以强大武力镇压，便趁势崛起，所以夏浔另僻蹊径，采用同化、融合手段促其归心。

但也因此，意识形态有别于江南士林的辽东士林，因为有了这适合它独立成长的土壤，便也随之出现了，现在他们还很弱小，可是未来却不然。再加上历代大明皇帝都在同文官集团，实际上就是跟江南士林集团做斗争，这些倒霉的皇帝本来在士林中是绝对找不到同志的。

辽东士林的出现，将为整个士林吹来一阵新风，未来也必将被皇帝重用，引作制衡江南士林的一股力量，他们的崛起已成必然。

其实哪怕没有夏浔今天的这一举动，辽东士林身在其中，其思想意识早晚也会转变，从而区别于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多民族的成份构成、时刻不断的忧患意识，是必然会促使其思想文化的进步和变化的，如今只是不用付出惨痛的代价再痛定思痛，就已提前开始了蜕变和进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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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听到夏浔在辽东痛骂士林的消息时，正听工部尚书宋礼和僧录司正印道衍大师向他禀报铸造当世第一大钟的事情。

道衍是此次随朱棣一块北巡的，朱棣想铸一口当世独一无二的大钟挂在宫中，道衍大师和工部尚书宋礼汇集众多能工巧匠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磋商终于拿出了研究方案，这口准备铸造的大钟高近七米，按现代的重量单位重约九万三千斤，钟身内外遍铸阳文楷书佛经，估计也得有数十万字。钟成之后，每一敲击，方圆百里，尽得与闻。

这的确是前所未有的一项大工程，对冶炼、铸造诸多工艺都是一个挑战，众多能工巧匠反复计算、评估，才拿出了这个方案。朱棣要铸一口独一无二的大钟，一方面是要炫耀国威、宣扬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招揽天下僧侣之心。

一部《永乐大典》，不但完成了一桩文教盛事，也减轻了他以藩王登位与士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招览了众多的士林高人为其所用，这口永乐大钟，就是他招揽天下僧侣的几项举措之一。他在武当山大修道观，以收道教人心，佛教势力更大，他又岂会不予重视？

元朝人信佛，自元以来，佛教得到了比前朝更大的发展，到了明朝，虽经元末战乱之后，全国仍有僧尼数十万，其信徒不计其数，这是明朝统治者无法回避和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弄得好可以得到这一宗教群体的归顺和拥护，弄不好必将危及新兴王朝的统治和稳定。

所以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都采用了推崇、扶植、利用和控制的方法。诸如礼遇名僧，频举法会，广泛册封藏传佛教各派领袖，重建或修缮寺院，大量刊印佛典，通过限制发放度牒和僧侣数目、年龄以及实行考试制度等方式抑制僧侣数目的过快增长，防止滥竽充数等等……

在西域，加强同西域地区茶马贸易，对西藏佛教各宗派大小首领加封“大法王”、“大国师”及“西天佛子”等名号，使他们转相导化，以共尊中国。这些方法相当有效，终明一世，没有受到来自西番的寇掳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