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真在石凳上坐了，急匆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夏浔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登时就变了。

夏浔是当年洪武朝南北榜案的直接参与者，深知此事是如何的严重。在统治者眼中，这可是比杀人放火、贪赃枉法更严重的事件。科考取士，往堂皇里说，是为朝廷选拔人才，往暗地里说，是笼络全天下的士子文人。

而这些士子文人，能读得起书的，大多是家境不错的，一般都属于地主阶层，地主阶层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石，它若动摇了，江山都能易主，这是安天下定社稷聚拢人心的基本国策，因此一旦触及这根敏感神经的事情，已无所谓对与错、是与非，只有取与舍！

解缙能重过江山社稷么？

这时再去责怪解缙急功近利，不听他劝已经没用了，只能想办法救他。夏浔凝神思索一阵，对黄真道：“你先回去，发动你的人尽力挽回，切勿让朝堂上形成一边倒的风向，要是听不到一点支持解缙的声音，恐怕他就死定了！”

黄真历经三朝，见多识广，自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否则他也不会这般仓惶来找夏浔了，闻言立即点了点头。夏浔又道：“杨士奇常在宫中行走的，有他在，太子那边现在应已收到了消息，你就不必再通知太子了，此时此刻，我也不宜与太子碰面。你先回去做事，我想想有什么办法。”

黄真答应一声，连口水都没喝，急匆匆又走开了。

夏浔返回家眷们所在的小亭。

几房妻妾正在亭中谈笑着打趣梓祺和让娜，两人这几日厌食厌油腻，食欲大减，也不知是因为天气渐渐燥热的缘故还是又有了身孕。她们自然是希望自己有孕的，唯因如此，反而情怯，不肯即时找郎中来号脉，总想再等几日，若真的有孕，那时的脉象也更准确些，免得误诊，空欢喜一场。家里添丁进口，那是大好事，其他几人艳羡之余，少不得要拿她们打趣取笑，只有苏颖是拿定了主意不肯再生的，倒不致因此眼热。

茗儿眼尖，瞧见夏浔进来时神色有异，便即站起，问道：“相公，出什么事了？”

夏浔叹了口气，把解缙的事说了一遍，埋怨地道：“这个大绅呐，性情狷狂，不知收敛，若他只是个乡野名士，目中无人倒也无妨，可身为一朝首辅，贪功近利、又生了一张到处损人的臭嘴，一旦出事，只见墙倒众人推，哪有雪中送炭人。说不得，我得去捞他一把，否则这一遭只怕他死罪难逃了！”

茗儿自然知道夏浔这一说绝非危言耸听。自科考之制建立以来，涉及科考的案子处罚就极其严厉。唐朝时候，门阀的力量尚未完全消除，那时节一科取士不过十几人，你若细看唐朝状元，几无一人来自民间。其实何止状元，唐朝的进士几乎全是在考试以前就已内定了名单和名次的，根本不存在公平取士一说。

饶是唐朝科举如此黑暗，这尽人皆知的内幕也只能放在台底下去讲，万万不能叫人拿着把柄告发出来，一旦闹成丑闻，考官也有掉脑袋的风险。到了元宋，更加严厉，再到后来清朝时，不只考官循私要杀头，考生找枪手，那是连考生带枪手也一并杀头的。

清朝的柏葰，旗人，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只因听人说情，把一个本应落榜的举子取中，排在榜尾，事发后即同相关的考官、考生本人及关系人十几颗血淋淋的人头挂上了高竿。

我们看鲁迅回忆文章说小时候家庭遭受变故，以致没落下来，就是因为鲁迅身为内阁中书的祖父在浙江乡试时想为儿子疏通关节，让儿子顺利考个举人，结果事败，先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又判“牢固监禁”，经多方疏通，蹲了八年大狱后才得以释放。那还是到了满清末年，要不然少不得又是父子两条人命。

严酷的惩罚措施是为了保护其他忍受了十年寒窗之苦的儒生以及天下儒学的尊严，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利益，统治者眼中，只有拥有真才实学，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班弄虚作假的人岂非皇朝掘墓人？碰到这种事，是绝不马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