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战斗，一次就消灭了两百多的鞑子。嗯，准确来说，是两百一十一个鞑子，按照每个鞑子十亩军田来计算，那就是两千一百一十亩。这么多的军田，刘航那里，要一下子腾出来，还是有点困难的。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就分配出去那么多的军田，以后要是大规模的战斗，一次消灭上千的鞑子，岂不是……

张准觉得，是有必要研究新的奖励方式了。

军田的魅力，固然很大，却不能无限制的使用。以前，张准本人，没有什么资产，也没有什么有效的激励战士奋战的方式，只好慷他人之慨，将别人的田地拿过来，作为奖励，事实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奖励军田无疑是最好的办法。但是，随着一切慢慢的走上正轨，军田的弊端开始逐渐的浮现。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军田都是特权的存在。

幸好之前已经将军田也纳入缴税的范围，军田也要承担和民田一样的税率。否则，数年或者是数十年以后，全国的田地，都属于军田了。大明朝的田地，属于士绅的，都是不用纳粮的。结果，九成以上的田地，都挂在了士绅的名下，国家一毛钱都收不到。张准当然不希望重蹈覆辙。

经过慎重的思考，张准决定，在护卫队中，推行后世的立功制度。

立功，并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才获得。平时，只要有突出的贡献，也可以获得。立功的人员，也不仅仅是参战的前线部队。同样的，消灭敌人，也不是立功的唯一的条件。只要在战斗中，有突出的异于常人的表现，就应该立功。当然，还是最重要的条件。一切评功制度，最终的目的，依然是激励所有的战士，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评功有些基本的原则，是不能抛弃的，例如先烈士，后伤员的原则，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会有战斗的胜利。同时，规定了哪一级有权力做出评选。比如说，三等功必须是由小队推荐，本协商量研究，然后上报张准决定。至于一等功和二等功，条件就更加的苛刻了。除非是有非常杰出的表现，否则，想要评一等功，难度相当大。

和杨致远、郝林勇、杨子轩等人研究以后，张准决定，在护卫队里面，颁布《军功令》，推行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制度，奖励分别对应十亩、五亩、三亩、一亩军田。换言之，只有立功，才能获得军田奖励。这取代了以前的按照鞑子首级计算军功的方法，可以较大限度的减少军田的发放。

《军功令》明确规定，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获得军功，可以获得哪一等的军功。斩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的方面可以获得军功。比如说，在后勤、卫生、文化、技术等方面，同样可以获得军功。比如说，某个战士发明了更加快捷的装弹方法，又或者是发明了其他更加有利于射击的战斗模式，都可以获得军功奖励。

或许，有些战士，并没有办法计算他到底杀了多少敌人，只要是在战场上表现突出，比其他人更加的勇敢，更加的优秀，就应该获得奖励。尤其是那些烈士，往往无法认定他们到底杀了多少敌人。但是，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来换取战斗的胜利，他们理应获得更多的奖励。

对于军功奖励，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战斗以后举行。战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战斗的奖励，依然是最丰厚的。从秦朝以来，凡是注重军功的朝代，军队的战斗力都很强。相反的，不注重军功，甚至是打压军队将领的，基本上都是处于亡国灭种的边沿。

《军功令》规定，对于立功者，由每个小队首先民主评议，推选出相应的人选，整理好他的战果或者事迹，一级一级的层层评选，然后由张准做最后的裁决。在此期间，张准可能会和大部分的候选人谈话，了解他们的战斗过程，从而做出最后的决定。

当然，任何的评功方法，都不可能完美。后世的评功制度，也有相当的漏洞。但是，张准认为，只要自己没有私心，能够持正，应该可以将这项制度尽可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同时，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设置专门的监察机构，监督评功的整个过程。

当然，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的护卫队，只有几百人，相互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单纯的，暂时没有监督的必要。战士们的思想，也比较单纯，大家的竞争是团结的，向上的，积极的，不存在背后使阴招的情形。不过，有关监督机构的建立，张准一直都在思考当中。

大明朝有自身的完备的监督机构，无论是都察院，给事中，还是锦衣卫，本身都属于监督机构的一种，但是，锦衣卫的权力，有扩大化的趋势，最后自身也变成了特权阶层。当东厂、西厂、内厂什么的出现以后，这种监督，已经完全变味。事实上，任何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监督，本身就是致命的。监督者本身也要接受别人的监督，否则，这种监督，就是弊政。

实际上，到明末后期，皇帝已经脱离了对东厂和锦衣卫的掌控。这种掌控，不是说皇帝没有权力撤换其首脑，而是没有办法改变其性质。锦衣卫和东厂都是特权机构，没有人信服他们。用锦衣卫来肃贪，结果锦衣卫比贪官更贪。用东厂来打黑，东厂自身就是最大的黑恶势力，谁打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