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自然好！”冉明抚掌而笑道：“来人传朕旨意，立即命人布置铜雀台，在铜雀台设立百家讲坛，讲百家之圣道。”

铜雀台，因曹操消灭袁氏兄弟后，夜宿邺城，半夜见到金光由地而起隔日掘之得铜雀一只，荀攸言昔舜母梦见玉雀入怀而生舜。今得铜雀，亦吉祥之兆也，曹操大喜，于是决意建铜雀台于漳水之上，以彰显其平定四海之功。

十六国后赵石虎时，在曹魏十丈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二丈，并于其上建五层楼，高十五丈，共去地二十七丈。巍然崇举，其高若山。窗都用铜笼罩装饰，日初出时，流光照耀。又作铜雀于楼顶，高一丈五尺，舒翼若飞。《邺中记》载：石虎时，铜雀台有殿室一百二十间，房中有女监、女妓。正殿上安御床，挂蜀锦流苏帐，四角设金龙头，街五色流苏，又安金钮屈戍屏风床。又在铜雀台挖两个井，二井之间有铁梁地道相通，叫“命子窟”，窟中存放了很多财宝和食品。

冉闵建立了魏国，从前魏国财力有限，铜雀台基本荒废，后来魏国财政好转，这才有所维持。不过由于石虎对于铜雀台加修非常稳固，所以二十余年未有大规模修缮，铜雀台依然稳固。

冉明在派人紧急整修铜雀台的同时，也命人在邸报、报纸以及皇家特卫水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宣传。

随着消息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涌向邺城，涌向铜雀台。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学一统天下，处于独尊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并且盛行，儒学的发展受到了严峻的挑战。魏晋南北朝的儒家理论，却比较滞后。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出现一位儒学大家。

随着五胡入侵中华，儒家思想为了讨好统治阶级，就进行了改良。于是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理论，既“天命不于长，惟归有德。夷狄之德，黎民怀之。”意即是，天命不是永恒不变的，根据是否有德性是否有行王道这个标准而授予君王的位置。无论华夏族还是少数民族只要实行“仁政”、践履王道就会得到民众的认同与归附。长期以来，儒家都提倡一种华夏“正统”的观念，认为只有华夏族才有资格统治中原乃至天下，少数民族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否则，即视为不顺“天命”的乱臣贼子。

董仲舒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三统说”是董仲舒最独特的历史观。认为每个相继的朝代都要改正朔，易服色，以承天命，获得统治天下的合法权。但这种权利只能属于中原诸夏之国，夷狄之国是没有资格的，夷狄只能在中国的统治下。

在南北朝时期的儒家，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汉奸理论。对于这种理论，冉明是打心底非常反感，当然儒家的理论变革，是在胡人刀剑屠戮的逼迫下形成的，冉明如果想要让儒家低头，就必须像胡人一样大杀四方，把他们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逼得他们屈服。

显然，这不是冉明想要的结果。冉明是一个站在历史肩膀上的巨人，有了一千六百多年知识，有了如此大的视野，所以冉明也有了应对手段。

诸子百家，请拿出你们的实力吧。冉明非常期待诸子百家的表现，希望不要让他失望。

铜雀台是冉明理想的百家讲坛之地，首先铜雀台够大，光主殿大厅足足有四千多个平方米，几乎可以和太武殿正殿相比，里面坐下几百人没有任何问题，另外在朝南的一侧几乎全是大门，这样若是人太多时，还可以把门全部打开，让人坐到殿外听讲。

其次是铜雀台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盛地。曹操在建成铜雀台后命曹植写赋，曹子健挥笔立就，写下了《登台赋》，而且曹操还用重金赎回了汉末大儒蔡邕之女蔡文姬，并且在铜雀台演唱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铜雀台及其东侧的铜雀园，当时是邺下文人创作活动的乐园。铜雀台与建安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曹操、曹丕、曹植、王粲、刘帧、陈琳、徐干、蔡文姬、邯郸淳等，经常聚集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他们慷慨任气，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他们悯时悼乱，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他们在铜雀台上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一个高潮。

再次是铜雀台殿内有一个半圆形高台，古人居然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室内回音壁，在没有音响设备的情况下，只要声音稍大一点，就可以让大殿内所有的人清晰的听到他的讲话。所以冉明就把百家讲坛设立在铜雀台。

冉明对铜雀台所谓的修缮，其实也非常简单，只是着人清扫一番，并且按照后世大会的样式，布置了一个讲台，在讲台后面，也摆了一张庞大的黑板。当然什么鲜花，果盘这些东西是没有的，所有的座位也是没有的，只是在里面放了几百个蒲团，供参会人员跪坐。

随着一袭白衣的孔抚出现在铜雀台下，顿时让周围人引得一阵唏嘘。这一次孔抚登台释道，让天下儒林震荡不小。要知道孔抚虽然才学不俗，可以说在学问方面，远远达不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度，更何况与其对阵的王猛，虽然也名扬天下。但是王猛的名，却非文名或才名，而是以务实干练闻名，与孔抚对阵，难免有以大欺小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