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明显沈大将军不满于这样程度的收复，此前亲临前线剿灭弘农杨氏这一中朝巨宗，本身就给西征众将树立一个标尺，那就是绝不容许行台法令威严被地方豪强乡宗所夺！

到目前为止，西征各项成果的取得，桓宣多半还是承惠于友军。可是接下来要将关中特别是三辅地区真正纳入行台监管之下，让政令得以畅行无阻，这才是真正考验桓宣的地方。

而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单纯的武力威慑并不能做到，甚至可以说是下下之策。关中久乱，陡然入治，民众的不适与抵触可想而知，若是一味穷杀吓阻，到最后只怕不会剩下多少人。这样一个人间地狱的关中，不可称之复兴，而是一种作孽。

桓宣主持襄阳军政事务多年，将襄阳地区由一片百战废墟整顿成为一所治邑，治乱经验自然不少。

而且早年的襄阳地区广纳四方游食，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来自于雍秦之间，当时所面对的局面除治乱之外还要应对外患以及来自江东台城的掣肘制衡，较之当下的关中又复杂得多。

所以当沈大将军展露博大胸怀，将此重任予之的时候，桓宣也是下定决心、竭尽所能，将关中纳入治土，无复再乱。关中这个平台，又比原本的襄阳要大得多，当然桓宣也不再是孤军奋战，对此他还是充满了信心。

目下摆在桓宣面前，最大的问题还是长安周边集聚的这几十万难民。这既是杜洪留下的烂摊子，也可以说是西征王师刻意营造出来的一个局面。

游食难民，之所以难以治理，就在于居无定所、聚散无常，乏甚管束的手段。长安目下虽然已经残破不堪，城池基本的职能都不再具备，但最起码在关中人心目中还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能够发挥出不小的集聚、号召效能。

中路王师西进以来，对三辅郊野所造成的破坏堪称粗暴，甚至言之暴虐都不为过。大军行过之后，几乎不再存在大的生民据点，沿途坞壁要么开门投降，要么就被直接击破。

至于这些坞壁中逃窜出来的生民，大部分都被有意无意的聚集在长安周边。如今就连窃据长安的杜洪都已经率部逃离此境，王师自然顺势接收这些难民，可以说是已经越过了起始难题，即就是对难民的聚拢和人身控制。

当然也不排除三辅其他乡野境域中仍有大量难民游荡，后续自然还会继续有招抚、集聚的举措，比如后继而来的郭诵后军。

乱民如蝗，个体诚然怯弱，可是一旦集聚成规模，其危害性便会彰显出来。哪怕是桓宣，也从没有过短时间内整编安置如此大规模难民的经验。

但他也明白此事不可缓，王师真正的敌人仍是盘踞于河北的石赵余孽，不可能将太多时间和精力抛掷于关中，从整体战略考量，只能采取这种稍显激进的节奏。

在确定杜洪已经逃离长安之后，桓宣并没有急于率部跨过灞上兵入长安，而是谨慎的在灞上周边广设游哨，避免出现大规模的难民逃窜。

在经过几次刀兵震慑、血的教训之后，这些难民们总算稍微安分下来，按照王师的要求各自竖栅暂居灞上，不敢再向四野逃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