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又不是专业的商人，根本对付不了那么多内务府专门做生意的人家，于是贩铜逐渐亏本，他又拟写奏折，找了一个丝毫经不住推敲的借口，说自己不想干了，康熙还是当即准奏，连亏损的本钱都不追究。

其实这笔钱他还是有赚头的，只是拿来填补了康熙南巡的窟窿！

结果此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儿。

在曹寅这个例子里，他张口就跟皇帝借钱，这是衡量内务府官商阶层的一个关键性标志。

包衣也好，投充晋商也好，能借出皇帑，就意味着他已经得到了皇室的信任，借出的皇帑越多，说明和皇室的关系越密切。

毕竟后者觉得前者确有赚钱的本事，才会大手笔掏钱投资，哪怕前者没钱都可以借给他钱。

官僚商人混到可以拿着皇帝的钱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说自己真正成了“皇商”。

那怕不缺钱，也会借来那么几笔，这不是银子的问题了，而是面子的问题。

而这股风气很快就传染到了官场，官员们纷纷效仿，哪怕是家里富裕的，也会去户部借那么一两笔银子出来，以显摆自己跟皇帝的关系十分牢靠，可以从户部借银子出来！

这下子户部紧张了，积年欠银本就不少，再这么借下去，国库该空了。

不止是大臣们，还有皇子阿哥们也开始借钱了！

但凡是出宫建府了的皇子阿哥们，你一万两，我三万两的借，他们的皇阿玛竟然也同意了。

尤其是十四阿哥听说，九阿哥借了二十万两的时候。

他不得不跑去问他九哥：“九哥，你借这么多钱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