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闲看向蔡邕,微笑道:“说说你的看法。”
蔡邕道:“儒道虽然失之于迂腐,但其倡导的仁政思想还是颇有可取之处的。
比如前汉时候的文景之治,之所以大汉能够物阜民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文景二帝的仁政实在功不可没啊!”
刘闲摸着下巴道:“嗯,现在许多儒生也是喜欢拿文景之治来说事。
不错,文帝景帝这两帝的时候确实把国家治理的很好,儒生总喜欢将这些成就说成是儒道仁政所取得的。
其实,这件事情恰恰是文景二帝在利益平衡上取得成功的经典案例。……”
蔡邕流露出不解的神情。
刘闲背着手看着大厅外面,道:“文景二帝的治理之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两个政策,一是轻徭薄赋,二是整顿地方吏治。
那么问题来了,文景二帝为何要这么做,难道仅仅因为他们觉得这么做是实现了儒道的仁吗?
其实,轻徭薄赋,就是国家将利益让给百姓,而整顿吏治就是保证这样的行为不至于受到阻碍。
国家让百姓得到了利益,百姓温饱无虞,自然心中感激满意,满意了,天下自然安定。而安定的环境反过来又必然促进农业生产以及商贸活动,国家的赋税也就得以增加。
国家收入增加,便能够采取更多的对百姓有利的政策。如此产生良性循环,国家自然大治。这和仁或者不仁,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儒道的仁,说白了,就是为上者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对下面的民众百姓施以恩典,将一种明明共存共荣的关系变成了君王对于百姓的恩赐。
这种观念其实非常危险,君王以及他们的继任者,并不容易看出其中的利害关系,觉得我今日既然可以恩赐于你们,明日便可以把这份恩赐收回去,收回去也是理所应当的。
这也是为何这些好的政策往往持续不了很久的原因。
所以要真正的治国安邦,不是要讲所谓的仁,而是要搞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