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也因此成为西北灾民一天中最期待的时间。在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劳累后，他们坐在土疙瘩上，津津有味的看着光屏上动来动去的小人，时不时发出畅快的欢笑声，一天的劳累也烟消云散。

在《万花筒》制作完毕后，这些西北灾民就是谢听澜的第一批观众，同样在西北动员群众的赵藏玉也因此借光，抢先观看了谢听澜的这部新片。

诚然，这部电影不够“深刻”，不够批判，不够“悲剧”，不能给人震撼，还会让人怀抱着不切实际的期待。

但是这部电影在灾民中间引发了很大反向，不少灾民把这部电影一看再看，甚至达到了对电影剧情倒背如流的程度，电影中的一些幽默桥段也让人百看不厌，观影过程中尝尝能引发欢笑声。

同时，它带给灾民们的直观影响也是可观的。很多原本不愿意让孩子读书浪费时间的灾民，都愿意送孩子去上他们开办的免费扫盲班了。因为在《万花筒》里他们看到了读书所带来的直观的好处——朱根生不正是依靠读书改变命运，成为一个受人敬仰收入丰厚的大学教授了吗？

他们苦口婆心都无法扭正的观念，谢听澜靠一部电影就做到了。

这部电影给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熬过漫长黑暗时光的动力。

所以在赵藏玉来看，这就是一部好电影。

……

乐景收到了一封针对《万花筒》的读者来信。

这封信的主人有个特殊的身份。

他叫中村大川，是一名日本人。

中村大川并不会汉语，但是这时候日本还没有像后世那样推行去汉化，昭和男儿的汉字储备量甩令和废宅们几条街。如今的日本文化人都能流利的掌握汉字的用法，老派文豪们习惯用汉字来写文章。所以这时候中日两国人见面，语言不通也能用手谈来交流。

因此乐景能很轻松的看懂这篇日本人写就的汉字信。

中村在信中简单的提及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他和《万花筒》的主角都是流浪儿出身。为了吃饱肚子，中村大川响应政府号召，来到中国东北进行开荒。

“……在电影院里看到《万花筒》时，我仿佛看到了我自己的人生，说来不怕您笑话，从头到尾我的眼泪就没停下来。

和朱君一样，我家曾经也是租用地主家的田地的。我父亲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夙兴夜寐，一年四季都要不停劳作，可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吃不饱肚子，因为每年的收成的3/4要交给地主，更过分的是，租金还在每年提高。终于，大正六年的时候爆发了米骚动，全国吃不饱饭的农民为了获得粮食，和警察他们爆发了剧烈冲突，后来听说有一千万人参与了这场斗争，可是斗争还是失败了……

……我的父亲就是在那场骚动中被警察开枪打死的，哥哥也入狱了，很快被判处了死刑，母亲很快病死了，我当时只有六岁，开始了流浪生涯。

我没有朱君幸运，也没有朱君的仙术，我十二岁就去了工厂工作，每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听说川崎工厂的工人通过斗争，每天只用工作八个小时，我们工厂也想要斗争，可是却被工厂主的打手打死了十几个工人……

……后来听说政府在招人去中国东北种地，大家都说这里的土地肥沃，来了这里就能吃饱肚子，所以我就和几个工友一起坐船来到了中国开始种地……

……在中国的日子的确是比国内好多了，我不必每天没日没夜做工，不必为一口吃的每天奔波劳碌，也因此有时间去和学习，汉字掌握量也得到了提升。

这本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可是我并不为此感到幸福，相反，我反而更痛苦了。

我发现这里和在日本没有区别。

我本来以为我们来这里是帮助中国人民发展建设，我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的确应该互帮互助。可是这里的生活却跟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我们种地的土地是政府从中国农民那里抢来的，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只能像朱君，像曾经的我那样流浪，很多人因此饿死。在军方有意无意的放纵下，我的同伴开始欺负中国人，从中国人那里抢走财产，殴打辱骂无辜的中国人，甚至还强奸中国女人。

我们曾经是受害者，我是那么痛恨杀害了我父亲和哥哥的加害者们，可是我们现在却变成了加害者，我们在重复实施地主们和工厂主们曾经加诸我们身上的暴行。

……在日本的那段梦魇般的日子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没想到却在看到您的电影后重新想起，朱君简直就是另一个我！我也因此更加羞愧和迷茫。也许我不应该来东北。我此时的幸福，是建立在无数失去土地、被夺走所有财产的中国人血泪中的，此时的我，和那些杀害了父亲哥哥的刽子手又有什么区别？也许我应该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