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黄册是古代百姓的户口本，那照身帖，就是古人的身份证。

发明照身帖的是个厉害的角色——商鞅。

按照商鞅户籍改革，全国百姓都需要有照身帖以自证身份，就算是住个店，也得拿出照身帖来，商某人就吃了这个亏……

但照身帖这个玩意自秦之后，似乎就不见了踪迹，转而出现了其他类型的身份证明，比如隋唐时期，就用“鱼符”作为身份证明，“鱼符”上面刻有官员姓名、任职衙门及官居品级等，大官（三品以上）鱼符黄金材质，五品以上银质，六品以下铜制。

到了小武时期，不喜欢鱼符，改成了“龟符”，但也就是变了个动物，一样是“附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

北宋时期就不使用鱼符，转而使用腰牌，到了明代，腰牌还是腰牌，只不过名字变了，叫牙牌，估计和象牙等材料制作有点关系吧……

但问题是，不管什么符，什么牌，那都是官员的，最多到地主一级，挂在腰间吊儿郎当一下，和普通百姓是没有任何缘分的。

换言之，在秦之后，天下百姓没有身份证，没有照身帖，办-证上牌的，基本上都是官员一级的，当然，他们办理的时候估计是不需要挑日子摇号的。

挖下原因也很简单，历朝历代都以农耕为主，百姓一辈子可能都走不出家乡三十里开外去，要什么身份证啊，尤其是明朝初期，农家就那点地盘，军户就只能绑在卫所里，走远点都不行，办身份证给谁看去，不是浪费嘛。

但世易时移，洪武初期的政策已经被朱允炆给砸了一大半，路引取消了，商业发展了，虽然眼下百姓依旧习惯于留在地方，不远游，这个大局面也不可能在未来百年内发生根本性变化。

但商业活动与大教育活动的进行，必然会促使人口流动，加上基建建设、匠户打工，跨省征调民工，京师纺织、书店、煤炭等行业不断吸纳人口，人口流动的问题在一些商业城市中已经凸显出来。

京师里已经出现了雇佣性质的牙行，不好说是不是资本主义萌芽，至少入城人口在不断增加，而商队动辄几万人南下的规模，足以让人惊心动魄，没一个合适的管理制度，他们跑到哪里去都不好调查，也不好管理，总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给百姓发个身份证就显得很是重要，这也是管理人口流动，把握商业态势，避免不可控流民，做好治安的基础工作。

解缙、茹瑺等人面面相觑。

“执行吧。”

朱允炆知道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活，但为了长远考虑，也为了挖出隐藏在民间的黑户，只能这样做。

解缙等人退下，过了几日之后，文书就已发出，快马奔向全国各地布政使司。

考虑到照身帖的重要性与防伪性，照身帖的制作没再随便用一块木头来刻写，而是采取了洪武宝钞的材质，由宝钞提举司来负责制备，特意加厚，以形成牌状，并涂以轻腊，可防雨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