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的小院里，一群人在院子里围坐着，这边有王立的一个警卫班和陈部长的一个警卫班，还有曲万里、张克为和一些文职干部30来个人，用了两口从老乡家借来的尺八大锅，麻辣烫那边煮着一点粉条、白菜、南瓜之类的素菜，至于肉，熬高汤剩下的肉被拿去给伤员吃了。

“陈部长你可要多吃点。”王立招呼道。

“那我可不会和你客气的，我可是好长时间没吃大米了。”陈部长望着噼里啪啦爆响的土灶，闻着那熟悉的味道：“再说了，就这么一顿，不吃个够怎么能行？”

“延安现在怎么样啊？同志们都很关心首长们的生活。”王立关心的问道。

“还行吧，也能半饥半饱糊弄过去。”陈部长并没有说有多么困难。

“要是真这样，你一个部长怎么会看着一锅大米粥流口水啊。”王立知道有多苦延安太苦了。

前线战士百团大战的时候好歹还有两毛五分钱的菜金，一天还能吃上750克的粮食，一天还能吃五钱的肉，三钱的油，由于他的存在，一个星期前线作战的时候甚至还能吃一个蛋，伤员偶尔还能加餐，喝个奶吃点肉，可延安不一样。

延安被日军、果军、阎锡山三路围困，现在已经快连盐都吃不上了，两个人贴在一起坐下，仔细的看过后才发现，陈部长的眼镜断了一条腿，是拿着细麻线缠了起来，勉强继续用的。

历史上再过几年，延安的日子会更苦，甚至一度被逼到了从粪坑里熬盐的地步，就要被迫顿顿吃黑豆过活了，当时时任太岳兵团司令的陈更返回延安，见到了，看见碾盘上只有黑豆的时候，差点眼泪没掉下来，动容的说：“啊，你们顿顿就靠吃黑豆过活啊。”

指头上夹着一根烟，拍了乐观的说：“黑豆是有缺点，吃啦肚胀放屁屙不下大便，但总比没得吃，饿的肚子……”说到这他拍了拍肚子说：“咕咕叫要好滴多。”又像是炫耀一般都说：“我们的战士和老乡学了一手，和混上米糠叶菜，做成芡芡饭，换换口味。”

对于生活上的艰苦和窘迫，他从不放在心上，即便当时他穿的衣服已经有了三十多个补丁，手肘、膝盖、袖口领口更是补丁摞补丁，即便已经饿的营养不良浑身浮肿，中央军委也从没有向前线伸手要过哪怕是一粒米。

反而和陈更打趣的说：“我们风流潇洒滴陈将军，怎么倒像是个跑单帮滴咯。”

“同志们啊，吃饭前咱们唱个歌这么样？”王立提议道。

“可以嘛，唱个新的吧，老是唱旧歌大家都听腻了，我们的大才子在这里，不妨写一个新歌嘛。”陈部长怂恿着说道，说完咽了口唾沫，太香了。

“我那会写什么歌啊，不如就唱个《中国男儿》吧。”王立很喜欢这首歌，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这首歌是很多革命志士喜欢的歌曲，包括王立的偶像周先生也喜欢。

这首歌创作于1906年之前，那时候叫《学堂乐歌》，也有人叫他《中国男儿》，属于典型的学堂体，学堂体是一个特殊时代的印记，他介于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这首歌由石更作词，其生卒年不详，由幸汉作曲，其也是生卒年不详。

其词曲大气磅礴，轻快而又不失内涵，借用了许多的历史典故，这个时候拿来唱是再合适不过了。

《中国男儿》本是一首填词歌曲，原曲是日本小池友七作词、小山作之助作曲的《学生宿舍的旧吊桶》，初次发表于1901年3月出版的《中学唱歌》，是一首描写学生生活的歌曲。

当年康梁主张法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于是“废科举，办新学”一时间蔚然成风，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

这一时期新建的新学通称为“学堂”。学堂里开设了“乐歌课”，教唱新的歌曲，称之为“乐歌”。中国最早开设乐歌课大约在1904年。

后来，音乐界将这一时期学校的音乐课和所教唱的歌曲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基本上是填词编曲性质的，曲调大部分来源于日本及欧美的流行歌曲，作曲的较少。《中国男儿》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虽然维新变法失败了，可是这种学堂体的乐体和文体却流传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白话文的先驱者探索未来的一个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