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屯耕制，是封建时代特有的产物，那兵团制，或者说生产建设兵团，无疑便是后世新时代，在封建屯耕制，尤其是‘军耕’制的基础上，改良、改进得来的成果。

至于其本质，也并不很复杂：为达成巩固边防，发展当地经济，安置边防人员的目的，而组建一种半军事化组织和社会经济体系。

说的更直白些，便是屯垦戍边、寓兵于民，平时搞生产，战时能打仗。

实际上，这种‘屯耕戍边’的原始版本，在原本的历史上，也曾屡屡被封建帝王推行。

如历史上的汉文一朝，《尚书》博士晁错便曾上表请求‘徙民实边’，用一部分罪犯、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

到了汉武帝时期，名将赵充国也曾向汉武帝建议开展屯田；汉武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

但相较于改良版的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原始版本的‘屯田’，目的却非常简单：为减少后勤补给的难度，让前线部队就地生产、耕作，以求在军粮方面达成自给自足。

换而言之，这个时代的屯耕，基本都是‘生产兵团’，而非‘建设兵团’。

至于历史上，汉文、汉武祖孙二人为什么只施行这种‘生产兵团’制，而不顺带上‘建设兵团’制，其原因，也不外乎两点。

其一：时代的局限性；

其二：生产工具的缺失，以及超低的性价比。

——生产建设兵团的本质，是将‘生产建设’和‘边防’这两个毫无关联的职责，相加于同一个群体、组织所得的产物；

但在历史上的汉文、汉武时期，这种坚固边防和发展的组织群体，却并不具备后世新时代那般的超高性价比。

汉文帝时期，北方边墙虽然也属于汉室版图之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建设必要性，但国家财政收入的缺失，却使得当时的汉室根本不能兼顾‘建设’和‘边防’；

而在二者的抉择之中，相较于成效缓慢，且相对不那么急迫的‘建设’，显然是连年遭受北蛮抢掠的‘边防’问题，更需要迫切得到解决。

而在汉武帝一朝，经过文、景两代君王的励精图治，汉室虽然大幅改善了国家财政状况，但屯耕的目的地，也从汉室北方边墙，变成了与汉室隔着一整个河西走廊的西域。

如果单从‘有没有能力办到’的角度去看，武帝时期的汉室要想在西域设置合生产、建设、边防三位一体的生产建设兵团，显然并不存在太大的难度。

但在这个问题上，汉武一朝的朝臣百官，却考虑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性价比。

屯耕，是为了边防；生产，是为了让边防部队自给军粮；建设，则是为了将当地，营造成华夏‘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是在汉室版图核心部分，这种结合生产、建设、边防为一体的屯耕方式，倒还能说具有不错的性价比；

但在西域，在那样一块远离汉室核心版图数千上万里的‘飞地’，去砸锅卖铁搞建设，显然就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以及必要性了。

当然，如果汉武一朝，汉室彻底占据了西域，将西域正式纳入了汉室版图，那在彻底拥有这块土地之后，搞建设倒也无可厚非；

只可惜，在卫青、霍去病这接连两张ssr绝版红卡之后，武帝刘彻，却抽到了一张同样‘稀有’的典藏版废卡：贰师将军，李广利······

当然，除了历史上文帝朝的‘搞不起’，和武帝朝的‘没必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得生产建设兵团这种先进的体制，并没有出现在华夏大地。

时代的局限性。

无论是文帝朝的文官晁错，还是武帝朝的名将赵充国，其上奏请求屯耕的目的，都并不是从国家、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是单纯的从军事角度，想要为当时的汉室解决燃眉之急。

——文帝一朝，‘休养生息’依旧被奉为国家大政，但边墙的连年不稳，却让汉室无法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汉室内部的与民更始之上；

所以晁错提出徙民实边，只是为了巩固边防，顺带让边防部队自给自足，不要破坏其他地区的国力积攒速度。

至于武帝一朝，虽然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汉室取得了极大的对外战略优势，但二人之后的汉家将帅，却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断档。

无论是贰师将军李广利，还是被司马太史奉为‘国士无双’的李陵，都并没能从卫、霍二人的手中，接过汉室军方的大旗。

最主要的是：相比起卫、霍二人‘打到哪吃到哪’，非但不用太多后勤保障，反而还能捞数十上百万牛羊牧畜回来的‘持家有道’‘一本万利’所不同，汉室在这二人之后的对外战略目标，几乎都变成了拿粮食砸、用人命堆。

对外战事连年不利，国内又怨声载道，府库压力巨大，便是武帝，也曾一度萌生出‘见好就收’，等下一个卫、霍出世，再图谋北方战略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