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都曾因为年幼，忌惮‘非嫡非长，得位不正’的风论而残害手足兄弟，同样作为先皇幼子的胡亥，似乎也没有不这么做的道理。

回到正题：始皇嬴政驾崩之后，天下因‘禅让制度’这层尚未被完全撕烂的遮羞布，而引发出了‘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赵高李斯矫诏扶立胡亥’的舆论，那么到了汉朝，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从史料记载，我们就不难发信啊：秦之后，刘汉兴起于百废待兴的废墟之中；

其一应律法规章、礼法制度，便被当代历史研究者概述为：汉承秦制、周礼。

说得再简单点：除了嘴上骂秦‘残虐无道’之外，刘汉的法律条令、规章制度，基本都是沿用前朝，也就是嬴秦。

甚至就连《汉律》，都是汉相萧何在《秦律》的基础上，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增补，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

光从‘汉承秦制’，以及‘秦二世而亡，随后汉立’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到了汉室，起码在汉初，皇位的传承制度，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

但相较于秦，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朝着‘世袭’的方向更近了一部。

这一点，我们从史料记载中，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公卿百官多以‘立嫡立长’的世袭准则为劝谏，便可以看出。

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太子仁善，可即宗庙’来看，以‘任人唯贤’为准则的禅让制度，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这种情况，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华夏帝王开始丢开‘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的遮羞布，转而直接承认‘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因天下民生凋零，生民哀鸿遍野，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汉武帝刘彻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

武帝罪己诏，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

首先，便是‘天子罪己’，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彻底撕碎了‘天子因贤明而得立’的遮羞布，从而间接宣告了‘任人以贤’为准则禅让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开始由内而外、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

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尧舜之时，大家是真的禅让，所以犯错没关系，认错也没关系，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反正早晚都要禅让。

而在尧舜之后，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大家都是从‘真的禅让’，一点点朝着‘只世袭，不禅让’的方向挪动，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正式抵达‘只世袭，不禅让’的彼岸。

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

——成王幼，周公姬旦摄政，得天下共举，仍还政与成王；

——康王幼，召公姬奭助政，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尊尊教诲康王成人，而后还政。

有了这两件‘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却选择维护世袭而放弃皇位’的著名按理，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

从另外几件事，我们也能看出：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也依旧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惯性。

如西汉末年，王莽便是通过‘禅让’，得以成立新朝；只不过最终，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

又比如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魏王曹操薨故之后，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禅让’的方式，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只不过最终，被司马家摘了桃子，魏亡而晋兴。

从这两例‘通过禅让得位，最终又都失去皇位’的事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武帝罪己诏之后，禅让制度虽然还倚靠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但早就已经没有了实际施行的基础，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认可。

最后，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皇帝不能认错，那武帝发罪己诏，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